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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玉祥军事思想及其实践初探
- 作者： 钟海涛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 年份：200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战争指导思想 作战指导思想 冯玉祥 建军指导思想
- 描述：本文致力于对冯玉祥军事思想及其实践进行初步探讨和研究，文章共分为四部分。 绪论部分着重对国内外有关冯玉祥研究的概况进行了回顾，在此基础上对其研究前景作了展望，交代了自己的选题考虑，并对冯玉祥其人和军事思想的有关内容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和界定。 第一章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对冯玉祥军事思想的发展变化做出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从中得出结论：当冯玉祥跟随时代前进的步伐、接受新思想时，他的军事思想就进步和发展，其军事活动就不断取得胜利；相反，当他背离历史前进的道路、发生蜕变时，他的军事思想就停滞和落后，其军事活动就会遭到挫折和失败。 第二章从建军指导思想、体现在具体军事实践中的战争指导思想、作战指导思想三个方面对冯玉祥军事思想的内容进行认真探讨，力求通过总结和归纳，使其军事思想达到系统化、理论化的新高度。 第三章对冯玉祥军事思想的弱点及其实践中的失误进行了分析，希望通过这种反思，对冯玉祥的军事思想能有一个较为客观、准确、全面的把握。
- 巢湖流域生态安全的综合评价研究
- 作者： 何琼 来源：合肥工业大学 年份：200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生态安全评价 巢湖流域 灰色关联度法 主成分投影法
- 描述：巢湖是中国著名的五大淡水湖泊之一，坐落于安徽省境内，其流域为国家主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也是长江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巢湖流域在流域大规模开发及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导致了流域环境的生态调节和自我恢复能力大幅下降，引起了日趋严重的流域性生态安全。以前的工作主要着眼于巢湖水域污染的研究，一些学者也从许多方面对巢湖流域的水质、生态系统、生态经济等各方面进行研究，但结合全流域的自然、经济、社会状况的综合研究较少，尤其是对巢湖流域生态安全的定量化评价更少。本文的研究课题属于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巢湖流域生态安全评价及预警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有： 第一、根据“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和层次分析法建立巢湖流域生态系统的指标体系，并构建巢湖流域生态安全评价标准体系。 第二、引进主成分投影法，对该方法提出改进后运用于巢湖流域生态安全的综合评价。 第三、引进灰色关联度法对巢湖流域生态安全进行综合评价。 第四、根据评价结果，分析其原因，并就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在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人类活动等方面提出对策，为生态安全的维护和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 巢湖流域的生态安全预警研究
- 作者： 胡淑恒 来源：合肥工业大学 年份：200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生态安全预警 模糊优选 物元分析 警度判定 模糊神经网络
- 描述：巢湖流域是我国著名的五大淡水湖之一，因其自然条件优越，秀丽的景色，丰富的物产给巢湖流域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因长期以来人类活动的影响，巢湖流域的生态安全问题非常突出，流域水质恶化、水土流失加剧、面源污染严重、湖泊调蓄功能削弱等，这些已影响到巢湖流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前的工作主要着眼于巢湖水域污染的研究，一些学者也从许多方面对巢湖流域的水质、生态系统、生态经济等各方面进行研究，但结合全流域的自然、经济、社会状况的综合研究较少，尤其是对巢湖流域的生态安全评价和预警研究，因此本论文进行的巢湖流域生态安全预警研究是基于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巢湖流域生态安全评价及预警研究”，主要研究： 第一、根据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和层次分析法建立复杂系统的指标体系，结合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及生态省、市、县建设的指标体系，拓展建立生态安全预警指标体系。 第二、建立生态安全预警模型，利用巢湖流域的现有资料对巢湖流域的生态安全做出预警。 第三、根据预警结果，对预警等级较高的地区，通过提出生态安全对策，对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人类经济活动等提出生态安全重构模式，为生态安全的维护和管理提供决策...
- 区域生态安全的BP神经网络评价方法及其应用研究：以巢湖流域为例
- 作者： 聂磊 来源：合肥工业大学 年份：200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生态安全 应用研究 BP神经网络 巢湖流域 区域生态安全评价
- 描述：生态安全概念首次提出于1989年。目前生态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安全态势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本文探讨了生态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影响因素。 区域生态安全评价主要针对以人类行为为主导的区域复合生态系统，综合社会、经济、自然的整体状况，全面把握区域的生态安全状况及其演变规律。本文初步探讨了区域生态安全评价的目的、意义、原则和一般方法。 BP神经网络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生态环境领域，但是在应用中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之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BP网络的更深入的应用。本文在BP网络模型设计时构思了一些改进措施，以解决应用中的问题。 本研究的核心部分即是区域生态安全评价的BP神经网络方法及其应用研究。主要流程为：区域生态安全态势的分析；区域生态安全评价单元划分；评价等级区分；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评价标准的确定；区域生态安全评价的BP神经网络模型的构建；模型应用计算结果分析；区域生态安全态势进入良性循环措施的制定。 文章最后以巢湖流域为实例进行方法的应用研究。
- 论张籍的歌行诗
- 作者： 邓大情 来源：华南师范大学 年份：200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张籍 历史地位 思想内容 歌行特征 艺术特色
- 描述：本文以中唐时期著名诗人张籍的歌行为研究重点。正论部分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形制体调特征上对歌行加以界定，并进而分析张籍歌行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认为：张籍歌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中唐时期的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其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一，反映中唐社会战乱频繁的现实；二，揭露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反映沉重的赋税带给人民的苦难；三，表现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四，生动地写下了当时的许多社会习俗。张籍歌行在艺术上自成一体，具体表现在：“流荡”的品性特征、巧妙地运用比兴手法、大量对比手法的运用以及反本作结这一特殊章法的运用。在整个唐代歌行发展的历史中，张籍歌行诗的特殊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点，他的歌行作品贴近现实，其创作意图及实际内容，都是对大历诗风的纠正，是向杜甫创作精神的回归。第二点，他的歌行上承杜甫的写实精神，下启白居易讽喻诗的现实主义创作，是杜甫与白居易之间的一个链接，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文章的余论部分探讨人们称呼张籍为乐府诗人的原因，并对张籍本人歌行之外的创作进行考察，以求对张籍有较全面的认识。
- 李鸿章治理直隶省务研究
- 作者： 戴仕军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 年份：200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治河 赈灾 练军 李鸿章 整顿芦盐
- 描述：本文通过对李鸿章督直期间对直隶省务治理的考察，一方面探讨地方高级官员的日常政务工作，一方面以弥补对李鸿章研究的缺漏，并试图分析李鸿章省务治理的表现和影响。全文主要分六章。 第一章 出任总督 简单介绍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的历史背景，以及李鸿章职权扩大对其治理直隶省务可能产生的影响。 第二章 河务治理 由于直隶河务废弛已久，李鸿章督直后，为直隶设计了一个治理全省河务的蓝图，并兴起一个治理河务的高潮，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直隶水旱灾患。但由于资金、吏治以及治河方法上的原因，李鸿章并不能根本上改变直隶水患频繁的局面。 第三章 赈灾 直隶灾害频仍，破坏性强，李鸿章利用各种赈灾措施赈灾，直隶地区社会整体比较稳定，而赈灾款粮的筹集，体现了李鸿章等督抚对地方财政控制权力的增大。 第四章 练军建设 李鸿章在继承曾国藩练军方法的同时，根据海防边防的需要，变通具体练章，逐添直隶练军，并加强近代练军的近代化建设。但李鸿章并不完全依赖练军，练军的职责也不完全体现在军事行动上。 第五章 芦盐整治 李鸿章例掌长芦盐政，...
- 李鸿章与晚清宗藩体制的瓦解
- 作者： 黄俊华 来源：河南大学 年份：200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宗藩体制 晚清 李鸿章
- 描述：宗藩体制是存在于中国与其周边大多数国家之间的一种以朝贡为主要特征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随着西方国家对亚洲的扩张，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瓦解。李鸿章在处理宗藩事务中，将主权观念和“外敦和好，内须自强”的思想应用其中，自觉不自觉地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本文以李鸿章处理琉球、越南、朝鲜三国事件的方针政策为例，说明他在宗藩体制瓦解中的作用。 文章正文分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李鸿章与琉球宗主权的丧失。李鸿章在处理琉球问题时，摈弃了中国传统对待邦国“务虚名，勤远略”的做法，代之以国际法同日本交涉，主张琉球自主。这种做法实际上助长了日本的野心和态度的强硬。在日本的进逼之下，中国丧失了对琉球的宗主权。 第二部分，李鸿章与越南宗主权的丧失。李鸿章在处理越南问题时，起先变相地承认法越新约，使宗主权名存实亡；后又坚持对越之宗主权；最后则曲意放弃对越宗主权。他对传统宗藩政治的扬弃及法国的不断进攻，使中国失去了对越南的宗主权。 第三部分，李鸿章与朝鲜宗主权的丧失。为保障东北安全，李鸿章劝导朝鲜开埠通商，帮助朝鲜自主，参与朝鲜外交，筹划联英、联俄，抵制俄、日。他的行为表面上虽加强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但结果却使朝鲜叛华心理日益增强。加之日本的挑衅，经甲午一战，中国丧失了对朝鲜的宗主权。 第四部分，评判李鸿章在宗藩体制瓦解中的作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宗藩体制内部的不平等、中国国力的衰落，使宗藩体制必然走向瓦解。李鸿章在处理宗藩事务中，将主权观念和“外敦和好，内须自强”的思想应用其中，自觉不自觉地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
- 晚清李鸿章外交策略述论
- 作者： 张凌宇 来源：吉林大学 年份：200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词风 张孝祥 生平
- 描述：近年来，对李鸿章外交思想及策略的研究十分引人瞩目。从文献来看，对李鸿章外交思想和策略的把握，既存在着完全否定的意见，也有赞誉有加，甚至把李鸿章奉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外交家的观点。 历史研究应该为现实服务，但对李鸿章外交思想的评价应该公允，不能非此即彼。同时应该注意梳理其外交思想的形成轨迹。 一、晚清外交的国际、国内环境 大清帝国从乾隆后期开始，国势日趋衰落。而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正在日益崛起。 与西方发达国家上升的势头相反，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华民族包括统治阶级都蒙受了奇耻大辱，中国的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化，综合国力日渐衰微。 李鸿章独揽当时中国军、政、外交大权达30年之久，参与并主持了几乎所有的清朝重大外事交涉，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李鸿章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外交思想及策略，归纳起来主要有“外须和戎”、“实力外交”以及“以夷制夷”等几个方面。 二、“外须和戎”的策略 “和戎”实际上就是维持和局。李鸿章的“和戎”观的形成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有关：第一，中国当时的国力状况及其与西方列强对比的过分悬殊。第二，致力于为中国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第三，当时远东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清政府“借师助剿”政策是促成李鸿章“外须和戎”策略的外部因素。第四，“和戎”外交策略是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从提出、制订到实施都贯彻和体现着儒家的思想。 “和戎”列强，实现和平，在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中通过变法以求自强自立，这本无可厚非。然而，问题在于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实现这一目
- 论李鸿章早期对日外交：以中日首次订约谈判和处理日本侵台为核心
- 作者： 李卫民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 年份：200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对日外交 李鸿章
- 描述：本文以1871年中日首次订约谈判和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的处理为核心，分析、评论李鸿章早期对日外交思想和实践的变化过程及其影响。 从中日首次订约谈判到处理日本侵台事件，李鸿章的对日外交，起初还比较强硬；但在处理台事期间，李鸿章以一种比较复杂的态度来对待日本，这种态度以软弱为特点。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有这样明显的变化，很值得关注。 目前学术界对于1871-1874年间李鸿章对日外交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其中有的观点也还值得商榷。 可见，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研讨李鸿章在中日首次订约谈判和处理台事过程中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并努力寻找其中的变化轨迹，搞清李鸿章对日外交的起源：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课题。 李鸿章在中日首次订约谈判中，是清政府全权大臣。经过他（还有他的助手）的艰苦努力，确保了谈判协议——《中日修好条规》，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平等条约。 中日首次订约谈判，本来就是在李鸿章大力推进之下，清政府才同意与前来要求定约的日本使臣谈判的。李鸿章这样做，是因为他已经认识到了日本当时已经开始对中国构成了威胁；而且，此次日使要求订约，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所以，他认为应该主动与日方谈判，在谈判中利用外交手段限制、抵制日本。 李鸿章在中日首次订约谈判中，积极主动，对于日使的无理狡辩和挟洋人以自重的作法，予以坚决的回击。在谈判中，为维护中方的应有的平等地位，李鸿章坚决拒绝日方能够“利益均沾”和“内地通商”。特别是在反驳日使有关“内地通商”的要求时，李鸿章揭露日本自己不向中国开放市场，反而要求来中国内地通商；这种揭露、质问，体现了鲜明的“对等”、“平等”色彩，很值得肯定。另外，为了防范日本向中国、朝鲜扩张，李鸿章在谈判协议中，还特意明确了相关问题。由于李鸿章准备充分、态度强硬、应对得当，迫使日本使臣不得不在多项过分要求被拒后，签署了《中日修好条规》。 由于日本政府对《条规》内容不满，在1873年正式换约前，日使又提出了“改约”要求。这次，李鸿章依然以强硬态度对日。他痛斥日方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坚决维护《中日修好条规》的严肃性、稳定性，严辞拒绝了日方的改约要求。面对日使的喋喋不休，李鸿章甚至明确宣布，如果日本使臣还要继续要求改约，那么他将拒绝与之谈判。这种极端强硬、果决的话语，迫使日使屈服；最后，双方正式换约。 此次，从这次谈判的全过程看，李鸿章对日本戒心很重、防范意识很强；而且李鸿章对于“与日本结盟以抗西方”的设想，也不赞同。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李鸿章在1870年代初有联日思想，是不正确的。 在中日首次订约谈判的前前后后，李鸿章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日本、比较坚决地防范日本，比较强硬地抵制日本，与日使达成了平等条约《中日修好条规》：其表现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但是，在中日正式换约后不到一年，日军就入侵台湾。这一严重的突发事件发生后，李鸿章作为订约谈判时的清政府全权大臣、清政府内部战斗力最强的军队—淮军的最高统帅，不可避免地要再次进行对日交涉。 但在台事问题的交涉过程中，李鸿章对日表现出了一种复杂的态度与作法。 首先，他不主张向侵台日军发动主动进攻。他一再叮嘱率军在台与日军对峙的沈葆桢，对日军只可“示以兵威”，而不应该主动进攻。他本人也没有积极对沈葆桢进行军事支援。当侵台日军已经遭到很多困难、战斗力下降，出现了有利于中方的战机时，他仍然主张不能进攻，只能用“兵威”进行威慑。 其次，他积极进行了穿梭外交，频频会见外国驻华使节；想联合各国使节，对日施加外交压力。他先后与美英法等国外交官员会晤，请求他们和中国一道谴责日本。但由于当时西方国家也不是中国的盟国，西方各国不愿干涉；李鸿章的表现又比较软弱，所以他的外交努力没有实效。此外，李鸿章面对又一次来华的日本使臣，也只进行了比较软弱的质问，故而也不可能达到目的。 再次，出于能够威慑、吓阻日本的目的，李鸿章在台事期间，积极呼吁并努力从事于购买西方先进武器，改善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从而可以有效地防御外来入侵。但这种举措，对于台事之解决，不可能有现实的效果。 由于李鸿章在军事进攻上的消极和外交努力上的无效，使得清政府、李鸿章都陷入了困境。奕、文祥、李鸿章等人都开始倾向于以对日本赔款（只是不用“赔款”的名义）来解决台事。最后，在日本大久保利通发出最后通牒后，中方向日本赔款，以换取日本撤军。清政府因此而蒙羞。 总的来看，李鸿章在台事解决期间，就是以这样包含三重内容的复杂态度和作法来对待日本；很明显，其特点是软弱、消极。 客观来看，在台事期间，李鸿章对日本还是进行了抵制的。这也可以看作是他在首次中日订约谈判过程中对日抵制的延续。但是，在台事期间，李鸿章的对日抵制由强硬变为软弱，由主动变为被动，无论如何，因为他在台事期间的软弱表现，让李鸿章自己毁了自己在首次订约谈判中取得的对日政治优势。他这种在并不强大的军事压迫面前，由强硬向软弱变化，表现了一种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对他从事的对日外交带来了消极影响。但李鸿章认为他那套包含三重内容的复杂的对日态度与作法，是有效的；并坚持了下去。他的这种作法，后来在改善中国军队（特别是海军）战斗力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没能积极有效地扼制日本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对琉球、朝鲜的扩张和1890年代对中国的侵略。